有戏——“行进中的绘画”展访谈录之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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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1月20日

地点:金源时代闫平工作室

【主持人手记】闫老师的画面激情、耐看,又不乏精致优雅。画如其人。她是一个极具表现力的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让人觉得意味无穷。闲时在她的周围,总有数不尽的笑声相伴。身为女性,她的作品中四散着生命元素烂漫而迷幻的气息;身为艺术家,她又用适度的理性控制着画面语言的舒张。此次前去访问她,一进门便被画室扑面而来的忙碌气息侵袭:横七竖八随意摆放的作品,未完成的手稿,斑斓绚烂的调色板,四处飞溅的油画颜色……不由肃然起敬。这是艺术中的闫平。

她是一个将艺术与生活恰当隔开的人。为内心情感呈现的纯粹,也为两种生命精神状态各自无可取代的单纯。

感性

孙欣(以下简称孙):前阵子看电影《梅兰芳》,一下子想到了您的《小戏班子》系列。《小戏班子》依旧是极具典型性的粉红系和翠绿系的颜色,与戏曲艺术呈现的(色彩)相通,戏曲人生在您画面中像花儿一样绚烂而忧伤。您从《母与子》的个人经验性创作,再到《小戏班子》,这其中是否存在一种“个体-他者”身份、视角的转换?选择戏曲题材创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闫平(以下简称闫):表面上是他者,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个人生活体验。我试图像导演导戏那样,在画面上摆放我需要的人物角色,先放这一部分,再放那一部分,让它发生什么,它就会发生什么,把情绪介入其中,表达我内心所期待的东西。比如那些画的名字有《唱不尽的牡丹亭》、《有雨的日子》、《北方有佳人》、《喘息》等等,这些字象让人有种连绵感情的联想,暗合着画面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很多时候契合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

孙:从哪一年开始画的《小戏班子》?

闫:陆陆续续地将近十年了。早些年画的《母与子》,有一种自传性、母性的成分在其中。逐渐孩子长大之后,女性的那部分又凸显出来了,于是《小戏班子》开始表现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回归到女性体验本身,表现形式上也在寻求突破。实际上画这一题材,是贯通艺术观与生活观的一种尝试。

孙:您早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色彩格调都是比较洋气、明朗的,具有绘画语言的可识别性,生命气息浓厚。您是如何保持画面当中鲜活的生命力呢?

闫:其实对我而言,无论心情愉快与否,都永远对明朗的色系充满渴望。哪怕在生病的时候,我也热衷于仰望那些理想化了的颜色,因为它们与我的生命渴望实际上是并行的。相对西方来讲,中国是墨分五色,而色系比较窄,比如石青、石绿,朱砂等几种,而西方的颜色区域特别宽。所以,我在色彩表达方面有广阔的自由——深色系,纯色系,亮色系,灰调系之间,可选择的东西如长河一般滔滔不绝,在我面前有一个足够巨大的空间等待我去叙述、去表达。另外,色彩的叙述有一定的私密性能使我尽兴表述心里的话。

孙:为何选择粉红和翠绿,让它们在画面中形成并体现着您的一种色彩语言?

闫:不仅仅是粉红、翠绿,那些无限的色域带给我们足够大的意象联想。看到粉红就像我们看到小孩子、小动物,或者其他美丽的事物,类似于对粉红色的感触,内心一下子变柔软之时的感觉。它和绿系列在一起,陪伴着生活,让我觉得生活的形式有趣味。然而颜色是外在的,内心要表述的情绪置于其中则存在保护性,自由性和私密性。

理想主义如《牡丹亭》,一场春梦之中隐现的戏曲形式,深深吸引着我。虚幻的美感几乎让每个人相信,想叫她活过来,她就活过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从而完成戏剧的极致之美。但是现实生活不会如此,戏剧的理想化在此时弥补了生活中的种种缺憾,借助它们,能够和生活的另一部分产生对接和补充。其实在戏曲当中,还有一点我比较感兴趣:在它极大的自由当中,存在一个严酷的秩序和程序化。当中所存在的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对我的绘画启发很大。

悟性

孙:您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认为它与您的艺术是可以相互参照的。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它在您的绘画表现中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闫:我是中国人,成长生活在中国,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从事艺术这一行,面对中西方文化,我不愿意顾此失彼,通常是先全盘接受,然后反刍,需要什么拿什么,西方的理性秩序,中国的意象表现,西方一个框架,中国一个布局,西方的色系,中国的墨分五色,有时在画画的过程中,在理好的色系的画面上,加上特立独行的焦墨,真是无限的愉悦。

英国哲学家罗素坦言:“我相信,如果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产生一种结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从中道出了中西文化彼此融合的美好前景。无论是东方、西方,各自崇尚怎样的风格面貌,都统一于人类的和谐精神。在人类的文化精神层面,需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坚强精神,“天人合一”的生命理想,万物相容并生的博大胸怀。所以作为画家,我愿意把自己打开,呈现一个开放的姿态。

孙:这么多年行进在绘画这条道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去突破它?

闫: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自己的问题。对画家而言,最大的难题,就是保持生命气息的鲜活性。大多数成熟的画家他们的作品都有老成和苍劲的一面,然而缺少了鲜活的神。如果选两个我最喜欢的画家,就是毕加索和齐白石。我非常喜欢毕加索晚年的作品,除了纵横画面的笔墨,依然还充满着生命力的鲜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同样齐白石的晚年作品也把自己的精、气、神带到大虾须当中,透着力度和生气。我说不好“神儿”的含义到底包括了多少,但我知道它是作品中最要命的那部分。

智性

孙:一个优秀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

闫:我认为,好的画家是用绘画的方式充分表达了内心期待。剧作家选用戏剧的方式,音乐家选用音乐的方式,而画家就要用画家的方式表达内心以及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我觉得这是最恰当的标准。

孙:其实很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喜欢把你归为女性艺术家的行列,那么你对“女性主义”标签有没有反感,或者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理解?

闫:我觉得这不是特别重要,虽然很多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否把自己划归女性艺术家行列。我是一个女画家,就是想做男画家也不成啊。我以女人的身份活着,无论再怎么男性化地思考,都无法改变本体的基因。一个画家能够真实地表达最重要,至于女性主义或者男性主义,都不重要。

孙:当下不少艺术家会去关注一些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比起那些具有社会批判性的作品,您的绘画具有个人化的审美倾向和生活情趣,是您之于当下社会文化环境中一种个人化选择,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闫:我认为那些批判性的东西不是永恒的。从美术史上看,那些让人感动和记忆犹新的画并不仅仅因为题材内容。比如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导人民》,是其形式感让人印象深刻,并非是其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女画家更多的关注与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事物,我也不这样认为。我的戏曲系列,提供的就是对女性群体境遇的深层思考,只是采用了含蓄的表达方式。

我的职业是老师,就老师做好;是画家,就把画家做好,把绘画的事情尽量做好。因为我的能力仅在于此。面对那些表现社会、革命、时代风貌的画,我觉得也不错,艺术需要不同人的不同表达。如果有一天我也愿意去尝试的话,我也会去画。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希望画面里出现我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不愿意去表达那些被认为是更好、更合适、更现代的题材,那不适合我,我认为自己一直挺现代的。(笑)无论再过多少年,男人,女人,家庭,世界……这些词语还会出现,是永恒存在的。无论是小题材还是大题材,都需要艺术家去真诚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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