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君
在接触人文、从事艺术之前，韩啸曾经经历压抑、焦虑、自闭、矛盾和冲突的生活，但他在生活的历程中须臾未曾放弃自己。通过对自己的不断调整，对人文的追求，以及对自己的同情，直至对他人生出的同情，韩啸有效地克服了与自己的冲突，并把原先格格不入的性格扭转到正常的轨道上，再也没有任何顽固的障碍能够阻挡内心。在整形事业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韩啸进一步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实践，从广度上开拓了自己新的生命。
从积极的层面讲，整形手术是人类改变自己的创造行为。人类之所以超越其它动物，正在于人类能够改变外界——甚至改变自身。顾客要求对自己进行整形，是主动的超越：把具有局限的个体转变为意志上的主体。主体是对自我本身的偏离，真正的主体并不是迎合他人或社会的审美惯性，而是要主动“成为你所是”。因此，整形是生成的决定——主体决心要成为新人。而对实施整形手术的医生来说，要创造性地改变外界、改变对象，首先在于自己不能机械，否则手术会沦为机械的手术，生命也将沦为机械的生命。为避免机械，颇具人文情怀的韩啸创造性地把整形手术的实施过程转换为艺术的行为。
现如今，对部分医生冷漠无情和道德沦丧的负面评价——甚至是强烈不满的声音，充斥社会，不绝于耳，以至引发大量报复医生的暴力事件。报复的暴力固然天理不容，但医生也不能不进行自我反省。在医院，凭关系、讲人情、走后门的歪风盛行。20世纪80年代曾大力提倡“情本体”的哲学家李泽厚最近表示，现在他已经不愿大讲“情本体”，“因为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建立公共理性，现在法律还不健全，而中国恰恰是人情太多了。人情干预、破坏公共理性，所以现在首先和特别需要的是建立好理性秩序。”李泽厚倡导建立理性秩序的愿望是形势所迫，只不过完全指望外在的法律来约束人情，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根本的还在于调理人的内心。
韩啸之所以能在医学界先行认识和发扬人文情怀，在于韩啸从一开始并不是狭隘地先求自己的出路——其结果通常是愈无出路。韩啸在整形手术中把他人的出路作为自己的出路，想他人之所想，也是给自己一条出路。蔡元培曾言：优良之品行即道德，其中一条原则是爱人如己，“初则爱己、爱家，继则爱族、爱乡、爱国，而至爱世界的人类，此种道德观念，与其用信条来迫促他，还不如用美感来陶冶他。”把世界的人类都当作自己去爱，世界必将成为道德的天地。韩啸行为艺术的价值正在于此，他把科学的手术转换为艺术的手术，以艺术的方式去陶冶他人，感化医学界，这不是用信条去强迫他人，而是让善良发于内心。久而久之，将在医学界乃至各学界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效果。凤凰卫视的梁文道曾说：“很多时候，一个人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并不完全是这个人的性格和本质所决定的，还会受制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当人内在的道德诉求与他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时，这种矛盾就会变成一种痛苦的折磨。”韩啸有感于亲身的苦痛经历，因此，在平时的事业中，他以严格的标准要求其他医生，为善心的培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论语》言：“修己以安人”。韩啸今天之所以能够从相对庸常的商界进入更高精神层面的艺术创作实践，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在生活中不间断的自我追求和自我修养。传统文人的修养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派，在修养方面教人用敬，严谨拘束，随时检点自己；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一派，在修养方面则教人立大，重点在人格上的提高。韩啸于两方面都在用力，不仅随时反省自己，也在格局上不断立大。在古人看来，修养是一种行动；在今人看来，艺术也是一种行动。《手术》作为行为艺术，印证了法国思想家巴迪欧所说的“在20世纪，艺术是一种对开启的尝试”。《手术》立足于当前的行动和当前的情势，作为一种开启的力量，它的实施和创作过程具有即时性和当下性，彰显出中国当代艺术在创作手段上的当代性，以及创作意义上的社会学价值。
在人类文化史上，科学与艺术通常会同时发展：艺术得科学助力，艺术更具有时代性；科学得艺术助力，科学更具有艺术性。但手术本身作为一门科学，在艺术界人士看来，可能会显得枯燥，不够活泼。梁漱溟1935年前后在济南的山东省立剧院一周年纪念会上曾作过一次讲演，其间谈到：理智作为人类最大的长处，同时也可能导致最大的危险，“也就是理智能使生活落于阴冷、沉滞、麻痹。计算，是人类在行动之前的一种心理作用，其他动物不能。但是计算太多了，便会落于寡情而沉滞。”韩啸的《手术》本身，作为科学的实施，必定要经过理智的计算和精心的准备，在手术的所需人员、物品准备、实施步骤、手术室规格等方面肯定要遵循严格的标准。但正如梁漱溟所说，计算多了，可能会落于寡情和沉滞。《手术》作为艺术，要求活泼的、创造的精神，它依赖于手术实施医生的人文情怀和终极意识。只有具备操守和修养，才能保证《手术》不至落于寡情和沉滞。操守和修养，不仅是医生对他人的认识，也是对自己的认识，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认识，最终受益的还是医生自己，使医生自己生命的力量增强。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韩啸的《手术》具有显著的跨界特征，它提供给艺术以独有的手法，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不无裨益。梁启超曾说：“无论怎样好的学说，经过若干时代以后，总会变质，掺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譬诸人身血管变成硬化，渐渐与健康有妨碍。因此，须有些大黄芒硝一类瞑眩之药泻他一泻。”当代艺术作为好的学说，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掺杂不少凝滞腐败的成分，《手术》作为瞑眩之药，可让当代艺术“泻他一泻”。作为跨学科的当代艺术案例，《手术》不仅显示出外部能量对当代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在于它提示出，中国固然要有好的医生、法官、律师，更要有既熟悉技能又深通学理的有识之士，以便从根本上更深刻地感化社会。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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