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斯基与蒙德里安:平行而交错的抽象"双星"

时间:2015-01-06 11:05:50 |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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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那年

1906年和1912年对于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来说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意义。相同的是,他们分别在那两个年份步入了各自的不惑之年。

1906年对于法国文艺界而言本来就不平常。那一年,著名的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塞尚去世,其对立体主义的影响一开始就受到了高度的关注;那一年,法国著名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巨著《创造进化论》诞生;同样在那一年,康定斯基在巴黎及其附近度过了一段极其关键的岁月。在那里,他不断感受到来自野兽派画风的强烈震撼。在秋季沙龙举办的高更回顾展上展示的高更227件作品也结实地冲击了他的内心。西方有观点认为,正是康定斯基那一年的法国之旅促使他脱离了他的早期作品风格——新分离派,从而昂首成为一名真正独立的艺术家。两年后,康定斯基回到了巴伐利亚,随即创作了著名的作品《蓝山》(The Blue Mountain,1908-1909),预示着向抽象风格的转变。画面中简洁的轮廓外形和平面化的色块显然受到了野兽派的影响。康定斯基对色彩如此概括地运用表明,他正朝着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努力:色彩不再受到造型体积的约束,不顾明暗和透视,将每一块单纯的色彩都并列融汇。在随后的几年里,康定斯基先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关于抽象艺术的重要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他的第一幅抽象作品《即兴》(又名,《第一幅抽象水彩》,First Abstract Watercolour),组建了“青骑士”社团,并出版了《青骑士年鉴》。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唐纳德·库斯比特(Donald Kuspit)认为:“这幅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无结构性。它十分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彻底的抽象——这一点和以往的画面处理完全不同,因为马蒂斯和毕加索是通过将人物、风景和静物进行变形,使它们产生一种陌生感和新鲜感——更因为这幅作品看上去根本就没有造型,好像还没有完成。”康定斯基之后创作的《构图》(Composition)系列后来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其正是采用了《即兴》的绘画语言,并最终将它拓展成为一首史诗。

1912年也是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它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上个世纪绘画艺术的巅峰之年、转折之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重新开始,尽管传统的准则既没有被刻意地边缘化,也没有遭到最终的摒弃,但抽象之风已悄然刮起。那一年也是蒙德里安只身来到巴黎的第二年。在这座大都市里,他正毫无保留、五体投地地沉浸在立体主义的影响之下,这也使得蒙德里安的抽象作品很快走向成熟。事实上,他之前就开始受到立体主义的影响。1911年蒙德里安见识了毕加索和布拉克(Georges Braque)等立体派的作品,感受极大的震撼。立体派讲究的立体事实和明确客观都是蒙德里安追求的目标。然而,尽管蒙德里安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立体主义的养料,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蒙德里安将立体主义视作艺术旅途中一个停靠的“港湾”,而不是终点。1911年,蒙德里安画了习作《灰色的树》(Gray Tree),画中的树带有一些椭圆形构图,这是模仿了毕加索与布拉克的立体派风格,但其仍然带有不少具象的元素,而他在1912年创作的相似尺寸的树系列习作《花丛中的苹果树》(Apple Tree in Flower)中,虽然大致构图和《灰色的树》很相像,但这幅画已经明显更加抽象,更具形式感,画面被一个个小的块面鱼鳞般拼接起来。

艺术与内在精神的表达

“如果说布拉克、毕加索、莱热(Fernand Léger)、德劳奈(Robert Delaunay)和马蒂斯(Matisse)首要的身份是画家,那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便是画家和思想家。”一些西方抽象艺术史家是这么认为的。对这两位艺术家来说,处理艺术的问题离不开思考人类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他们考虑的不仅是给绘画注入新意,更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他们认为人必须改观自身,而整个人类也正朝着物质与精神的更高阶段迈进。在他们眼中,艺术家就是那个积极筹备黄金时代,进而宣布其到来的最佳人选。这也是为什么创作出来的作品和创作作品的人必须保持一致。毕竟,如果没有一个一同进步的内心世界,艺术的演进将无从谈起。

对于内心世界的修炼,康定斯基在其著名的《论艺术的精神》一书中犀利地指出:“艺术的内在因素,即情感,必须存在;否则艺术作品就变成了赝品。内在因素决定艺术作品的形式。”“只有凭借感情,艺术家和观众才能共同向前。因循固守于某一种形式,则必然步入死胡同;唯有任凭感情驰骋,才能获得无限自由。因为前者将自己局限于物质的存在,后者则追随精神;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形式。”他同时也认为:“精神如同肉体,能够通过经常的锻炼得到加强。人要是不注意身体,就会日渐消瘦,至孱弱无力。如果精神得不到精心培育,也会枯竭衰败。艺术家天生的情感才华,不能将其埋入尘俗之中。艺术家要懂得如何陶冶他的精神。”康定斯基将艺术形态比作一个金字塔,越往上艺术家和作品就越少,那也就越接近三角形的顶端。“三角形的顶端上经常站着一个人。他欢快的目光是他内心忧伤的标记。甚至那些在感情上和他最接近的人也不能理解他。人们愤怒地骂他是骗子、疯子。贝多芬生前就是一个受尽辱骂的孤独者。”从小就对色彩和形式十分敏感的康定斯基这样阐释对这两者的理解:“色彩和形式的和谐,从严格意义上说必须以触及人类灵魂的原则为唯一基础。”而对于康定斯基本人来说,浸润在音乐、诗歌、戏剧、哲学和神秘学里,让他有着极好的修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滋养着他的作品,使其根深叶茂。

他们的艺术观念或许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19世纪中下叶,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革、贫富的悬殊,各种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环境问题激荡着敏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在艺术之都巴黎一时间聚集了大批现代艺术先驱,掀起了一场以巴黎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运动。各种纷繁复杂的艺术思潮,抑或昙花一现的艺术流派,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学者夏洪波的话说,即“为绘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以反映、适应或逃避动荡的社会现实”,而蒙德里安则是“赋予了艺术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以艺术启迪人性’作为己任”。蒙德里安认为:“生活本质上是简单的,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它不能失去这种简单性。而那种复杂性需要被完善,简单是人类的完美境界。”他相信,唯有单一创作才能理解生活的单一性,他在风格派信条中指出:“未来的人类应该以艺术来铺路,建立新的世界观和创造新生活,经由真实的自然本质,将人类从悲剧的社会中释放出来”,从而创造出一个安宁、平衡、和谐的未来世界。他认为,艺术应根本脱离自然的外在形式,以表现抽象精神为目的,追求人与神统一的绝对境界。他崇拜直线美,早年画过写实人物和风景的他,后来逐渐把树木等具象的形态简化成水平与垂直线的纯粹抽象构成,从内省的深刻观感与洞察里,创造普遍的现象秩序与均衡之美。

是的,作为“冷抽象”的缔造者,作为第一个将绘画提炼成几条线、几块三原色的开山者,蒙德里安看似简单的画面实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点从他的画面制作中就能看出。他那看上去单一的色彩从来不是现成颜料直接挤出来了事,而是各种颜料混合后细腻层叠出来的效果;那些貌似重复的直线和几何图案也是他手工精心绘制的,他并没有用尺,也没有套用任何格式去进行批量化“生产”。在那个没有电脑,也没有数码产品的年代,他的绘画制作不仅是不易的,并且是超前的,更是真诚的。他可以在经纪人来买画的时候,气定神闲地让他再等等,因为这幅画还没有完成,不够完美,一小块蓝色还要再上一遍色,而这一磨就是一年!这种淡定的背后是一种艺术追求,追求的或许正是某种深层的内在精神表达。中华艺术宫副馆长,抽象画家李磊曾在谈及抽象艺术欣赏时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表示:“一些人把蒙德里安的图像印到热水瓶上,美其名曰艺术生活化,我不赞同。艺术与生活实际上是存在距离的。艺术是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是一个我们能够感受、敬仰和膜拜的氛围,如果把它浅表化、庸俗化以后,这个精神层面的意义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为何有些艺术一定要放在殿堂里而不是随便放在街头,因为气氛是不同的。”

另外,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西方绘画从印象派以来经历着由客观再现向主观表现的流变,而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的抽象艺术,以及他们对艺术之于内在精神表达的推崇,又或许可以视作是艺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19世纪末盛行西方的神秘主义如“通神学”也对两位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和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定斯基与蒙德里安看似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艺术流派——“热”与“冷”,强烈的躁动与极度的耐心,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理性。他们的艺术贡献也不尽相同。夏洪波表示:“如果说康定斯基是用音乐打通了建筑和绘画的隔阂的话,蒙德里安则是用理性的艺术和思维建构了传统与现代、艺术与设计、艺术与建筑之间沟通的桥梁。”但两者却又在不经意间产生了那么多遥远的交会。也许,不管是康定斯基冷峻的外表下火热的画面,还是蒙德里安冷静的“方格”外热情的舞步,归根结底都是对艺术的“沉溺”。

(文/姜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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