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从“神童”到“官员”

时间:2009-03-09 09:33:22 | 来源:光明日报

王明明,1952年生于北京,6岁时其作品《西游记》获印度国际比赛奖,同年在比利时、阿根廷、荷兰等国展出《春节邻家看电视》参加第6届青年联欢节;7岁时作品被送往朝鲜、澳大利亚等国展出;8岁时《人民公社好》获澳大利亚世界儿童画比赛最佳绘画一等奖,作品送往日本、泰国展出;9岁时作品送索马里、古巴、意大利、香港展出;10岁时《北京焰火晚会》获罗马尼亚世界儿童画比赛特等奖,作品送苏联、法国等国展出;11岁时《暑假过队日》获全国比赛一等奖……。成年后继续绘画创作,作品题材广泛,画风清逸,代表作有《杜甫》、《苗乡三月》、《林泉高逸》等。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协理事、北京市美协副主席、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见面了,那天一见之下吃了一惊,发现您消瘦了许多。最近几年来您的事业确实发展迅速,现在担任了那么多职务,您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施展才华的足够空间?

作为艺术家,让我们去做其他事情,的确是有点浪费时间的选择。我从做画院副院长到院长,现在又将我安排到市文化局副局长的职位,是个非常矛盾的职位,因为它距离我的业务越来越远了。通过这两年的工作,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损失不小,毕竟研究艺术的时间是少了。但同时比较值得的是,自己对于美术方面的一些想法,通过大家的努力,达到了一些预期的设想。当然,思想压力也比较大,因为我不是专门的公务员,或者我专做画院的工作。我本身还是个艺术家,你在一个艺术职业的单位里,你自己的艺术上不去,你就无法面对别的艺术家。比如你白天开了一天会,晚上你还要考虑自己的创作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面对的是双重压力。

许多天才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半途夭折,甚至成为悲剧。而您在幼时也曾被誉为“神童”,以后顺利地渡过了转型期,有了今天的成就。请您谈谈促使您成才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

先说外在力量:我的成长过程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幸运包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认识了那些大师级的画家,比如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等大艺术家;另外,后来进行基本功训练的时候有幸跟随周思聪、卢沉先生学习基本功并进行创作。小时候作品越熟练,那他的负担越重,他的转型期就越困难。我20岁前后时经过非常困难的转型,在他们的指导下,才能够顺利地转过去。可是说到我的艺术道路,你说顺利,可以这样说,因为我有幸认识这么多老师。但也可以说不顺利,因为我几次没有进入美术学院,1978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我自己又决定不去而调入了北京画院。我没有进过专业美术院校,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吸收营养,不像在院校里教师给你灌输一些想法,不用自己动脑子考虑一些创作问题。所以我这些年走下来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锻炼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而没有依赖性。这样说起来没有进美术学院也是一个幸运的事,事物就是这样辩证地来认识。包括前年我办的那个画展,大家不断地认识了我在创作上走的一条路,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必须要在传统上下功夫。我们这代人缺少的东西太多了,对古人、前人包括外国的好传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课必须补上。

刚才说的主要是外在力量,其实也包括很多内在力量,比如你没有上过大学而进入专业圈,那你怎么去努力,怎么去补这些课,怎么面对那么多好的艺术家,这点一直是我内在的一种动力。更幸运的是我有非常好的父母,对我从小的教育,指导我如何吸收传统中好的东西,认识好的老师,父母帮助我做出了许多很好的选择,这些成为我的内在动力。而且,他们从我很小就教我怎么做人,怎么谦虚地对待别人,在自己的作品面前如何做(小时候在儿童画展览上从不站在自己的作品前洋洋自得),应该如何总结经验,如何对待成绩和困难,在这些方面,父母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使我终生受益。长大成家后,我夫人对我在艺术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在您求学的过程中,师从周思聪先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曾有人称周思聪是自李清照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女艺术家,请告诉我们,她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做人来说,周思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性。她从前辈艺术家身上吸收了中国的很多美德,比如对前人、对老师的尊重。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画出了独特的风格,不是偶然的,从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上可以看出来。比如,我在画院翻阅了所有的中国历朝历代好的传统画家的画册,过去的老版本,很多借书记录里都有周思聪先生的签名,可见,她在“文革”中那么乱的时候,还看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对此我看后非常惊讶,也非常佩服,因为借书记录上没有几个人的名字。所以我说,她不是一个偶然成功的艺术家,她是经过了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思考,加之她的人生经历,才成为这样一个艺术家。她的美德包括怎么培养学生,怎么孝敬父母,怎么友好地对待同事。现在有些艺术家,忽视了对人品的修炼,什么都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他的艺术不会达到一种高度。人是需要一点牺牲精神的,否则无法和别人沟通,如果只认为自己的艺术最好,那就可能排斥其他所有的艺术。艺术家需要善待所有人,善待所有生命。绘画不是作品的问题,是个人生领悟的问题,这是互通的。周思聪生前死后得到了那么多的荣誉和那么多人的怀念,不是孤立的艺术问题,幸运的是我做了她十几年的学生,她给我的影响首先是做人,包括吴作人先生、

蒋兆和先生、李苦禅先生等,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人品、人格去感召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高度是共同存在的,缺一不可。周思聪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她对我在人格上的影响高于艺术上的影响。从艺术上来说,我的风格不能和她是一致的,我要走我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选择,重复老师也不是一个好的弟子。

北京画院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并有着广泛影响的专业画院,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您就任院长以来,对画院的工作有过哪些举措?近年来不时有人对包括各省、市在内的国有画院的存在产生了许多微词和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些议论?

北京画院有45年的历史。艺术家在60岁以后,创作的高峰期还没有过,可是作为我们的体制来说,不能没有退休制度,也不可能说每人保留一间画室,所以我接任画院工作以来,首先把所有的画家都请回来,重新编入创作室,也就是说,画院的艺术活动,只要你在世一天,永远都在一起活动,这样,画院的力量就加强了,老艺术家也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现在,画院的老艺术家都非常关心画院的艺术发展。

另外,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让有些离、退休的老艺术家也参加进来,委员会的委员在社会上都是非常有知名度的画家,画院听取他们那些建设性的意见,对画院的整体发展是很有好处的,也提高了画院的凝聚力。

画院如何定位?这是画院发展的一个根本方向,多少年来,画院的压力比较大,社会对画院的微词也比较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形象打出去。周总理在建院的时候提出的三大任务:“研究、创作、教学”,我们并没有真正去贯彻,“创作”我们搞了一些,“研究”就太少,“教学”也搞了一些,也是不到位。画院如何定位?艺术家如何在这里发挥作用?这是画院系统应该思考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们也展开了许多讨论,我们认为,画院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关注社会,做个体艺术家办不了的事,画院的定位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我们不干涉画家的的艺术创作,可是我们要有目标地做些有影响的艺术活动。去年我们就做了系列展览,比如关注绿化、防护风沙,“绿风———关注我们的家园”的展览,体现画家用独特的视角关注社会热点,比如为河南南召搞文化“扶贫”的画展,用我们的作品反映他们的旅游资源,为他们脱贫做宣传。通过系列创作和展览,把画院的力量集中起来,从而促使画家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同时也举办其他艺术活动、艺术观摩会、艺术讨论会,提高画家自身的创作能力,使画家从只关注自己的创作,到关注画院的整体实力的提高,画家们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来投入。另外,画院过去缺少研究,

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找出一些好的研究范围,促使理论家去思考,在艺术倾向、艺术观点和热点问题上展开一些讨论,形成一种学术气氛。

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画院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搞好。今后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美术院校是培养美术工作者的地方,画院应是美术创作的主力军,50余年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画院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画院还肩负着传播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起一个延续的作用,各省的画院实力都非常强,国家应该加大对画院的投入力度。

在中国美术馆闭馆修葺之前,北京画院举办了“大匠之门——北京画院作品展”,将美术馆所有的展厅全部包下,引起很大轰动,媒体给予了广泛报道,美术界人士对展览的评价也不错。我前后来过三次,看见观者云集,尤其是周末,排队买票的人也很多。请您介绍一些有关这次展览的情况。

这次展览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也是北京画院建院45周年院庆的一个展览,为了让社会各界充分认识画院。北京画院曾经出现了很多大师级的画家,但知道的人并不多,有必要做一次集中展览。我们把所有画家进行了分类,分出专题,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了解这个画家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整个展览汇集了120余位画家的300余幅代表作品,结合历史文献、艺术评介、老照片等资料,全面展示了北京画院建院以来的历史轨迹和艺术成就。“大匠之门”是画院首任名誉院长齐白石的一方印语,他的作品占了一个大厅,其中大部分作品是首次公开向社会展览,尤其一批珍贵手稿会给观众一种思考。那些老画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他们在新中国美术史中所起的作用。

从一个画家成为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这是一个很大的角色转换,您怎么理解这两个角色?作为艺术家,您对自己还有什么期待?作为文化官员,您希望自己在任期间完成哪些工作?

我的转换太多了。人大、政协、文化局、画院、艺术家,转换的太多,怎么把握这些角色尽职尽责呢?我想,在社会上兼多少职都不重要,我始终考虑的是美术事业,为美术做些什么。当然,我首先是个艺术家,然后才是官员,自己的艺术固然重要,但既然现在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努力做事,尤其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比如大的艺术项目。

作为艺术家,我的想法还很多,就是时间不够。以前想两、三年做一个展览,现在很难保证能不能做到,有时一段时间内几乎碰不到笔,但稍微空闲一点,还是想进行创作。人的任何经历都不会白费,只要你融会贯通,人生经历都可以进入艺术中去,这是相通的,没有体验就没有深度。

我希望对画院的建设,画院艺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多做些事,这是作为院领导必须考虑的。在文化局的工作上,我是想为北京市的美术做点什么,今年10月要搞一个“北京2002年国际城市雕塑展”,我必须努力抓好这项大型活动,提高北京市整体文化的层次。另外,“北京美术馆”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市委、市政府已将地点定下来了,前期论证已经开始。北京需要这样一个大型的美术馆,它的定位不同于中国美术馆,这是多年来许多老先生的宿愿,如果有了这样的美术馆,那么接受一些著名大画家遗属的捐赠就有了非常好的硬件条件,这对北京市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我还想加强美术研究工作,填补史论上的空白,在京派艺术的研究,北京绘画史等方面,力争做得更深入一点,给美术史留点东西。

无论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文化官员,您都有着广泛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相当不错的口碑。我认为,一个人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至少包括两个因素:首先是人品好,在品质上基本属于无可挑剔,另外,深谙人情世故,懂得生存技巧。您如何评价自己?

人的一生要悟很多道理,我的父母和师长给我做的榜样就是尊重别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好的东西。尊重每个人,而不是挑剔别人的缺点,包容一切人。做事要用心,做任何事情都要到位。

您认为运气在事业发展中起多大作用?一个人能否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运气不是凭空得来的。你怎么去做,运气才会来?怎么做得好,运气才接着来?耕耘多少,回报多少,从这点来说,似乎也没有运气,因为没有付出,就没有得到。

人生有高峰,有低潮。平淡一生,坦坦荡荡,平等的对待每个人,这才是高尚的。

人也应该时刻反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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