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作了“首都机场人体壁画”他的命运随着壁画的命运一波三折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大胆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画作经邓小平首肯展出。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艺术界将机场壁画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但是，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风波。美术界中开始有人对画作中出现的裸体表示质疑，赞成者与反对者相持不下，争论逐渐升级，上升到政治层面。《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三个裸体从此不得不披上一层透明的纱衣。1982年，袁运生出国后，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浴女画面。直到1990年，这堵假墙才被拆除。机场壁画与袁运生的曲折命运折射着转型期艺术的处境与观念的变革。

“现代的中国文化缺少整体性。文化史因此充满各种偶然。外来因素独领风骚，一次展览甚至一幅画便可影响一个时期的风潮。”袁运生说，“机场壁画本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但受到这幅壁画命运的影响，这场运动随之走入低谷。”机场壁画的探索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

以下为袁运生口述记录。

创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时期的袁运生。李晓斌摄

袁运生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美术创作成果。

画家的转机：云南写生

1957年7月，二年级暑假，我去海岛体验生活，那会儿报上常鼓吹鸣放，没机会大鸣我只和亲密的朋友小鸣，常有即席议论。谁知道被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学生右派。

头两年因为问题性质不那么严重，所以继续跟着上课。只不过，学校的脏活累活全要右派干。我当时和比我大两级的朱乃正、傅小石关系特别好。我们几个右派经常被派在一起劳动改造。有一回叫我们打扫图书馆。我们却在那三个月，乘机把图书馆里的日文画册研究了个遍。要不是右派反倒没这个机会了。

1960年，我被扣上个拒绝改造的帽子，和同样被打成右派的美院老院长江丰等一同下放到双桥农场劳动，在劳动的时候画不了画，只能在放羊的时候偷偷画点素描。不过现在回想，下放劳动这两年，比上课开心多了，被打成右派反倒叫我交上了好多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我那时和江丰、李宗津、王炳召等住在一个房间，劳动回来大家无所不谈，夜里就一块海阔天空侃艺术。

1962年，我重新回到学校，完成毕业作品《水乡的记忆》。我画的是当时在江南常见的集市场面。采用了中国式的白描手法。董希文老师很欣赏这幅画。但左派们却大做文章。说我丑化工农兵形象。不是苏式的画法，要给我的毕业成绩打二分。虽得到一些知音，胳膊也扭不过大腿，我离开北京去了长春。分配到文化宫画些宣传画。白天人家让我画什么我画什么，晚上才能做自己的事。长春的条件很艰苦，5口人住15平米的小平房，根本不可能再搞创作。跟美术圈也基本断了来往。只和董希文、张仃、朱乃正等保持着点联系。去北京看他们的时候，也会带几张自己的画过去。所幸我在单位的上级市工会主任贺瑛很同情我的遭遇，在我最困顿的时候经常帮助我。我这个摘帽右派在这十几年中，居然得到了三次远行写生的机会。

最长的一次是在1978年，当时，云南想出版一本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在一起的画册。因为有贺瑛支持，为云南出版社画一套组画。好朋友费正送给我仅有的几百块钱，买了颜料、宣纸，还做了一个90公分高，60公分宽的大木头箱子。里面放了6张三合板分割成的18块油画板，用担子挑着去了云南。在云南8个月，我画了很多油画，白描人像，大量风景写生，这些画在客观上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那张壁画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批白描作品出了本画册，在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这部画册居然成为中央美院国画系的教材。有的地方，可能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就在我在云南写生的同时，接到张仃先生的一封电报，要我去北京一同创作机场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