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的雕塑——黄笃与展望对话录

时间:2009-06-11 10:29:40 | 来源:东方艺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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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笃: 1995年以前,你创作的雕塑是学院写实主义方法的沿续,在这之后,你突然做了一个不锈钢假山石雕塑叫《太湖石》在1995年被选入我策划的中国与德国艺术交流展《张开嘴,闭上眼》(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作出这样一件作品出来让人很吃惊,这件作品较之以前的作品好像有一个断裂,我非常想知道这个断裂的原因。

展望:所谓的学院派,某种程度上讲是惯性的,就是说凡是从学院出来的人,一开始都是很难摆脱学院教育的。我觉得刚毕业的每一个年轻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你怎么样冲破学院曾贯输给你的东西?怎样重新找回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不可否认我们都会受到流行的影响,我们都受到有未来希望的思想诱惑。即使这样,还是要和自己的特性结合起来。

毕业后我创作了一系列超级写实雕塑,为什么从超级写实开始呢?超级写实是对抗表现性的艺术,完全是真实的,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的客观呈现。这并不是让观众注意我的手法,而是让他们注意我在作品里给予的观念。按说细节是吸引观众注意力的,但超级写实相反,越是细节真实,人们反而不注意它,至少我当时是这么看超级写实的。

我创作的《中山装躯壳》,它最大的特点是那些动作后形成的衣纹,这种爱好一直延续在假山石的纹理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假山石感兴趣的原因。如果说中山装和以前的超写实是由内向外的艺术,那么假山石则是基于自己的发现更关照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黄笃:关照社会具体指什么?

展望:具体的点就是北京的拆迁,因为我那时留在学校,赶上中央美院都要拆迁了,这个点是非常具体的。我发现这件事情大于我对内心的关照,在这个巨大的社会浪潮中,过于个人化的行为已不那么重要,我们处在了一个社会变迁的转折点上,这预示着我们要被改造,可能要面临一个巨大的怪兽把我吞食,彻底改造然后再吐出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拆迁意味着什么?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黄笃:这与假山石有什么关系呢?

展望:当城市化袭来时,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北京拆了以后就要盖新的楼房,我发现老百姓面对一个现代的建筑,根本不知道放什么艺术品。中国的艺术品都是古代的,而石头在古代的中国是比较普遍的艺术品。在这种现代建筑面前老百姓没办法,只能把石头搬出来。

可能这个现象在当时的北京很少有人注意到,我还特别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从一个古代园林的空间置换到现在,为什么?而且它的名字很有意思,明明是真的山石,我们叫假山,这充分说明了人类造梦的本质,如果是假山那应该是玻璃钢做的才叫“假山”。

这让我想到“在即将进入的现代社会里的我们只有古代文化”的这个问题,以前我有兴趣的都是古希腊、罗马艺术雕塑或西方现代雕塑及中国佛像雕刻,从来没有关注过假山石。在工业化的巨大怪兽面前,我没有东西可以对抗,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呼应,我们显得特别落伍和无知,而我必须以我的专业来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而我们改用什么来对这个变化应招,又不会输掉呢?这就是当时的起因,但因为这个东西是想象出来的,而我当时的技术还达不到可以实施的条件,所以实施起来非常难。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如果没有制造出的物品,就不可能说清楚这个事情,所以我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比如太湖石上有很多洞,但换成不锈钢材质后很难抛光,因为当时那么小的工具……而现在终于可以做出几十个洞了。

有人会问,做出这些洞有什么意义呢?原因很简单,我不能让观众在欣赏我的作品时被技术性限制打断他们的想象。

黄笃:假山石的形成及其观念完善后,这类作品要被置于什么样空间中和什么样的条件下?你会怎么考虑?

展望:我没有很学术性的研究一个作品如何在空间展现,但我非常感兴趣做的事是为我的发明创造传奇、制造故事,所以,我才会做三个系列的作品: “公海浮石”、 “新补天计划”、 “珠峰计划”,这些空间其实都是现实存在的,它既不是梦境或超现实的空间,也不是现实主义的空间。这些空间虽然存在于世,但都是人很难到达的。我的兴趣点就在这里,在我之前有人放过漂流瓶,但没有人去放一个艺术品,也没有人想到在珠峰顶放一个艺术品,有人曾经想过太空这回事,但只是把人类的艺术品到太空旅游一圈,并不提出任何人文的问题。我把太空掉下来的东西复制后送回去,是为了提出问题。

黄笃:都实现了吗?

展望:两个实现了,太空的没有实现。

黄:两个与公海和珠峰相关的计划都实现了,并且直接触及到人们不敢想象的东西,那些作品还一直存在吗?

展望: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占领思维空间,只要人们知道就行了,就是在精神领域里首先突破常规,这样就可以占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人类的文明还没有划分的,它不属于某国的行政区域,这不就是“乌托邦”吗?乌托邦其实也是我们生理的一部分,追求完美和绝对化,我要通过具体的事情一步一步把我们生理的那一部分感觉做好。

黄笃:实际上这里面蕴涵的是一种冲突,虽然你认为这之间有一个矛盾,但也正是因为冲突才构成作品本身的张力,所以我觉得作品对空间的侵入、时间的侵入,也是挺有意思的“冒险”。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是艺术家把一个想法介入到社会系统中去了,至于它到底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这个艺术想法能干预到具体社会的神经。这就有好像博伊斯在卡塞尔带领人种几千棵橡树的行动。

展望:我个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每一个艺术家的选择水平很重要,做一件事,关键在于选择。其实当我们说空间的时候,全世界有一百个空间可以放,怎么办?不可能哪个都放,这时候你选择哪个空间就是你表达的观点,也就是你的艺术。

黄笃: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为什么选择那儿,而不选择这儿?实际上,你选择那种空间和位置(公海、珠穆朗玛峰)的原因是:第一,你的想象力,你想到了别人不敢想的东西。第二,作品在空间或位置中涉及到很多问题——边界、冲突、不确定性、漂流不定、没有目的性、物质消耗。由于选择的这个空间没有限制,促使它留有更多想象,它的意义就在于此。

展望:比如大海,它与公海在概念和人文上的意义上差别就很大,如果我只放在海里,除了漂亮,你觉得还有别的意义吗?

黄笃:若把它要放到湖里和公园里,其意义也就缩小了,变成了一个更多审美的观赏物,所以,这个作品的触及的问题也有一定的范围。

展望:因此我把它作为空间实验的艺术。

黄笃:从另一个角度看,你的作品包含了探讨艺术的公共性的观念。

展望:我在汕头大学讲过我这个作品,同时美国著名艺术家奥本海姆也在展示他的作品,他们都是放在不同公共空间的艺术。唯有到我这,对公共空间有了不同于他们想法的案例,我说按照一般公共艺术的定义我的艺术可能不是公共艺术,因为这些空间并没有明确定义,但是我探讨的也是公共意义上的空间,是没有文明控制的绝对的公共空间。孙振华的发言认为这个是艺术家用个人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公共实验。

黄笃:你的想法很有意思。“假山石”漂浮在公海触及的问题超出它自身,实际上作品在观念上直接触及到边界、领域、自由、规定、公约、公认的国际地带与国家领域的主权。

展望:你说想法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完全是靠想法,但想法里面含有了我创造的符号,反过来我们再往细里说。如果我放的不是空心的不锈钢石头,而是一只船在公海有意义吗?

黄笃:一样有意义。

展望:有区别吗?

黄笃:既然是想法,那就不应区别是石头还在别的东西。若真要谈区别,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经过手工加工的艺术品“假山石”,一个是挪用的现成品“船”。

展望:比如我们放一只船或鸭子,也有跨界的意义,假如有一个所谓的观念艺术家放一个鸭子在那,那你说我们二者的区别是什么?我用的是我自己发明的石头,二者的区别在哪?

黄笃:你还是遵循你作品原来的艺术轨迹,只是作品形态不同,但其观念还是一样的,你的观念就是关注对边界、不确定性问题的思考。

展望: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和一般观念艺术家的区别,就在于我是用我的语言系统来探讨观念,不是就观念而谈观念,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假如我没有发明这个石头,我去探讨公海,可能是观念艺术,但不是展望的观念艺术,跟艺术家个人没关系。就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一个漂流瓶漂到公海去,它可以作为学者的想象,它没有语言的意义。我个人觉得艺术的行为是需要语言的,转换了才有艺术的意义。

黄:你马上要在中国美术馆做个展,请谈谈“园林乌托邦”的整体构想。

展望:先说源起,我是一年前得到范迪安的个展邀请的,当时谈的是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包括圆厅在内的1、2、3号三大展厅。这里面有我很多想法:在我小的时候,中国美术馆对我来说是一个艺术的圣殿,它馆是中国十大建筑之一,十大建筑是接受30年代教育的一代人进行的一场中西结合的乌托邦建筑试验,也是50年代末那一代人的理想。“文革”以后就断裂了,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历了伤痕、写实主义、装饰风格等等的潮流,到了我们这一代又成了代表官方保守立场的美术馆,展出过很多在国外著名的大师级的当代艺术,徐冰、吕胜中的著名的联展在这里,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也是在这里,但是近十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就很少在这里展出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走到今天,我特别愿意把30年代某些中国人的想象延续下去,因此我确定了园林乌托邦主题,一来实现我上述的想法,二来也是我个人作品里的“乌托邦”延续。但中国美术馆的装修并不容易陈列当代艺术。美国500年展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墙都重做了一遍。而我现在的展期和财力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使我觉得只能是又一个“乌托邦”式的展览,所谓“乌托邦”式的展览就是说,虽然我在这里展,但是想象是在它之外,我不会就中国美术馆的空间做作品,我是就中国美术馆的理念做作品。

有些人不理解我做的白白的模型,我真正的展览是在我的模型上体现出来的,对我来说“乌托邦”就是模型,然后把作品挪到美术馆里,在我的想象当中,那个洁白无暇的带有洁癖的背景才是我作品的背景。

对于“乌托邦”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不是今天所谓政治意识形态,我认为乌托邦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生理反应,我随时随地都有乌托邦反应。

为什么我要用“园林”?园林中的最基本素材——石头,是我的艺术参照的对象,很简单,我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乌托邦”是我的,不是别人的,是自我反应。另外,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都市最终也会落脚到一种物质化的“园林梦“当中。当然你也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特色,但是你不要忘了,我的“乌托邦”是不锈钢造的,不是那些亭台楼阁,这是我的基本情况,所以我确定我的展览主题就是“园林乌托邦”,可能还包括制造现场。

黄笃:其实,你的假山石和不锈钢系列具有一整套方法论,你还有一些其它的作品脱离了这个范畴,如2006年参加上海双年展的作品《佛药堂》,还有在长城上镶金牙、98年的速成车间。这些作品很有意思,虽然与你的作品形态不一样,但观念有一致性,装置《佛药堂》把物质化的药与精神疗法整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作品。另外,你还在长城上把失去或损毁部分用金砖补上,是一个挺有观念的想法,充满了艺术家的直觉和智慧——具体体现在对材料运用、空间延伸,历史与现代的转换,都给人很多启发和思考。这些创作的动机和你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关系。

展望:我觉得这里面偶发性的东西很多的。但是我最后又都把它拉回到我一贯思考问题上,比如说《药佛堂》这件作品,最早是应资生堂之邀,我一直认为化妆品都是药物在起作用。因为广告里净是植物,那我就用中药吧。因为我对中药有了解,如果用中药泥做一个佛,这样你能闻到中药的味。同时看到佛,拜佛闻味,等于是双重治疗,最早就是这么个情况,把中药压成粉末做成雕塑,摆在那。

同时我在飞机上也很偶然的使用了中药这个材料,别人都不知道,我那时候偶尔会吃中药,比如六味地黄丸,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我一直在吃一些小药,那次做飞机,我把药拿出来准备吃,但我突然想起来没洗手,于是就把药丸捏成小佛,在资生堂也展了。当时我除了用中药做了一个佛外,还用西药片做了一个佛,这个作品现在在加拿大展出。

后来我还有一个构想没有做,就是我自己捏佛,然后我再把它吃掉,用录像的方式。我想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爱好和区别,我的区别就在这,有些作品别人看起来很有意思的,很时髦的,但是我自己往往放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放弃了一些很时髦的方式,但是我对概念的推进很感兴趣。上海双年展,我完整的展现了它的概念:既是佛又是药,既是佛堂(石窟)又是药堂,所谓的佛堂和药堂整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个药丸。

我在“园林乌托邦”里面将会展出不锈钢药丸,这是一个模仿ATM功能的机器,不同的是人们在这里不是取钱,而是搜所现存的全世界的神,我设计了一个搜身卡可以取走神的画片,这个作品是把佛药这个思想又演化了一步。我觉得思想的推进对我来说兴趣更大一些,而那些形式上的花招和时髦的东西,可能没有更大的吸引力。

黄笃:从你的作品特征看,能不能说你带有“中庸”的品性——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与方法。

展望:我觉得从外观上来讲应该是比较中庸的,而且我这人为人处事也比较中庸。但是问题是“中庸“作为一个思想被中国人给矮化了、给曲解了,我理解的中庸是涵盖两级的中庸,而中国人的中庸是没有原则的。

黄笃:我认为,如果说你作品中有“中庸”的话,这种“中庸”集中反映的你在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关系上的综合能力。具体到每一件作品形态,它与人的关系,它与空间的关系,作品与作品的关系,作品材料和另外作品材料的关系。你就是在这种稳重中综合的。

展望: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追求完美?

黄笃:对。

展望:哪怕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跟我合作,我马上想象我们最完美的合作是什么样,同时我也会接受现实,我对任何人都有,包括对社会、家庭,对我自己,我总有最完美的想象,这种东西也会让我上当。这种完美的想象带给我很多负面的东西,因为我在现实中的应对能力还可以,足以抵挡任何困难,假如我是一个没有现实操作能力的人,我早就趴下了。我这么讲非常真实。

黄笃:“乌托邦”不仅有精神内涵而且也有物质内涵。

展望: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在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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