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徐诵明（右数第八位）与同济大学医学院一九四五级毕业生在宜宾合影。
△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塑徐诵明铜像于校内，供世人景仰。
徐诵明（1890—1991），浙江绍兴新昌人。教育家和病理学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中国病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十三岁中秀才，后与陈布雷、邵飘萍等同学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经章太炎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吴玉章等同学讨论支援国内革命。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返日继续学业，1918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后留校从事病理学研究，获博士学位。期间又与郭沫若等同学组织名为“夏社”的革命团体，揭露日本侵华企图。1919年归国，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病理学教授，这是中国第一位病理学教授，他率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创建了由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开启了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先河”。1927年任第三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并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医政处卫生科科长、接管南京鼓楼医院，拒绝何应钦任命其为医政处处长的职务。1928年后，历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北平大学校长兼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前身）、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前身）、沈阳医学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前身）等职，创办了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前身），其负责起草了全国医学院校六年制教学规划。新中国成立后，负责领导全国医学教育工作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亲自起草全国医药院校医士五年计划，并主持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学制及进修制度等，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医学教育体系。并任北京大学医学院一级教授。创建人民卫生出版社任首任社长，出版大量珍贵中外文献，规范、统一全国医学院教材并中文化。还担任过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4年、1978年被选为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他为建立中国的病理学科、培养病理学人才和推动、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饱经时代风云的百岁老人，经卫生部长陈敏章、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分，因肺部感染，徐诵明教授在北京仙逝，享年101岁。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因其为中国高等教育、医学教育的重大贡献立徐诵明老校长铜像于校园，供师生们敬仰。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近日，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而这一年也正是著名教育家、病理学家徐诵明诞辰130周年。
这位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中国病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与宜宾有着深厚的渊源，与宜宾李庄更是有着不解之缘。
在宜宾市博物院内，收藏着一块“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2018年3月，这块匾在宜宾市李庄镇被发现。全匾共计384字，采用楷书雕刻，记载了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内迁李庄事宜、李庄罗氏家族对同济大学及其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鼎力支持，见证了李庄与同济大学之间的友谊，歌颂了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精神。而这块匾上的文章，正是由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的徐诵明所作。
李庄是我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在1941年—1946年期间，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文化学术机构相继迁驻李庄。李庄在抗战时期提供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而正是在那时，徐诵明出任了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
A 临危受命 与李庄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块“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牌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文字：“……始入川，而李庄巨宅足以应学校之需要者，征用尽矣。士绅罗南陔以其祖集成公祠相假，且不受租金，附职师生始克絃诵不辍，谊至深厚也……”该木匾正文分为同济大学内迁李庄的历史背景、李庄士绅罗南陔对内迁“下江人”的鼎力支持、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并迁建新舍相关情况以及说撰书本木匾的用意等四部分内容，成为研究同济大学内迁并附设职校及新建校舍的历史以及李庄文化抗战提供了极为罕见的文献资料。
据资料显示，1944年，徐诵明临危受命，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此前，同济大学已从上海迁至云南，随后又迁往宜宾李庄。
抗战中李庄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徐诵明坚持勤俭办校，“注意民主办学和广延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建立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医学院先后建起了生理馆、药物馆、解剖馆等，组建附设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建立起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
1944年冬，日军垂死挣扎，以重兵对河南、湖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同济师生纷纷报名应征入伍，不几天人数就达六百余人，占全校学生人数三分之一。针对入伍学生，徐诵明出具从军学生肄业证书，签署了退伍学生可复学证明书，并盖上“国立同济大学”大印。他鼓励学生从军时说：“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在此一举。知识青年们，你能得此良机，真是你们的荣幸。”
1945年1月，300多名学生应征入伍。出发那天，学生整装列队，集体宣誓，气宇轩昂。徐诵明亲临送别，满含热泪，朝着远去的航船招手自语：“会回来的，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抗战即将结束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考虑到学校发展的长远大计，徐诵明坚决不同意。即使面对来宜宾巡视的蒋介石的当面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续办？”这位一校之长还是表示无法从命。蒋介石见徐诵明这个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老同盟会员态度毫不动摇，也只好作罢。
同济大学校友、“中国肝胆外科之父”、李庄同济医院终身名誉院长吴孟超回忆道，在李庄学习期间，善良淳朴的李庄人民给予了当时的同济学生很多关爱和帮助，他在那里考进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开始了漫漫求医之路。他说：“应该感谢徐诵明校长，他坚持回上海，拒绝蒋介石迁校重庆的命令。学校发给每人若干复员费，自己设法寻找交通工具回上海。”1942年，吴孟超随同济附中内迁到李庄，在李庄生活学习了5年。
1945年12月，徐诵明先行归沪，遍寻旧友，商定迁校事宜。在给教育当局的信中，他慷慨陈词：“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1946年6月1日，同济大学终于迁回上海。但就在回沪正式办公不足一个月，6月25日，为重建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徐诵明调往东北，接收伪“南满医科大学”。学校随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前身），徐诵明任院长兼病理学教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任校长之职。
1948年，徐诵明拒绝了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辗转到达上海迎接解放，并于1949年9月受聘浙江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B 为国育人 成为中国病理学奠基人
“外祖父曾对我讲，‘人者仁也’，作为医务工作者，更要敬畏生命、尊重患者。无论患者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甚至是敌人，只要他身患疾病，医务工作者都应该救死扶伤。”徐诵明先生的外孙、国家一级美术师、著名画家徐冬冬这样说道，自幼受到家乡硕儒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影响的徐诵明，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把他的思想传递给学生们，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光要培养能治病的学生，还要培养有良知的学生”。
1919年，徐诵明从日本归国后，先是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授病理学。这所学校的校址是清代“御医院”的旧址，设备差，校舍简陋，但具有民族特色，又是中国创办较早的西医学校。在这所学校，徐诵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填补了我国病理学的空白。
那时，很多教会学校用英文授课，但徐诵明坚持用中文讲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不受当时各国学派的局限，尽量融会英、美、日诸派之长。授课时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使教学卓有成效，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当时，没有中文的病理学教材，徐诵明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的《病理学》译成中文。他顶住压力，推进尸体解剖，积累尸体标本，以供教学和研究之用。1920年，他出席医学各科名词审查会议，为“病理学”名词定名，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这一工作定了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基础。他采用的病理学中文名词如“梗塞”“血栓”等一直沿用至今。
他不仅大胆引进病理学理论、创建中国病理学学科和人才队伍，而且积极推动中国的法医学建设，培养法医学人才。他认为法医学虽然当时在中国的地位还不是很高，但有着广阔的前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会逐渐认识到法医的重要性。法医是技术科学，若能从事研究，也是科学救国的一端。他对早期的中国法医工作者提出希望：“只要诸君努力，将来希望很大，出路极广。”他当时的助教和学生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卓越的病理学、法医学专家。其中，他早期的学生林几于1931年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成为中国法医学奠基人，而其助教洪式闾则成为寄生虫学的奠基人。
徐诵明从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起，每年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都由他亲自讲授，主题是如何成为合格的医学工作者。北医的毕业生对他的课程记忆颇深，著名儿科专家隋式棠曾回忆说：“我是1929年考人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初开始，医学课程既无中文课本，又乏现成讲义，教师们的讲稿都是从外文书籍中摘录来的。上课时先生讲，学生记。由于多数学生没有笔记习惯和不谙教师口音，下课以后还必须互校笔记，重新整理，颇为麻烦。至1932年，开了病理学课程，由已接任平大校长的徐诵明教授主讲。徐师的讲稿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兼之其口齿清晰，声音柔和，抑扬顿挫，字字人耳，遂免却了学生们课后校整笔记之苦，极受大家欢迎。这是我从小学到大学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
2019年，西北大学复办医学院，招收的首届本科生班级就被命名为“徐诵明医学卓越班”。这是对徐诵明的纪念，也是对新一代医学工作者的期许。
C 传承精神 爱国情怀盛开戎州大地
斯人已逝，后继有人。
“这块匾饱含了全民抗战的信心和精神，这种精神今天让我们重温。”2018年，在宜宾举办的“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学术座谈会上，徐冬冬说，中国人民在最危难的时候团结一致，中国人的气概和爱国精神是不可欺的，而正是这种精神保全了中华民族。他说：“一看到这块匾，我就很激动。没想到在中国李庄，还有外祖父写的文章刻在匾上。看到这块匾，就想到在抗战时期，外祖父在李庄办学育人。在苦难的岁月，民族的根基在教育。外祖父的办学历史也是抗战的历史。”
如今，作为我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李庄，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纷至沓来，悠久的文化抗战史在此沉淀，成为了后人参观敬仰的地方。每年，各地的党员干部们纷纷来到李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缅怀先贤文化抗战、爱国报国的崇高精神，将爱国情怀传承下去。
2018年，也是宜宾建城2200周年，在当时开展的文化活动中，徐冬冬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文化联谊活动，并接受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王小丫和鲁健的采访，在现场书写了“回家”两个大字，表达了他不平静的内心，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却意义重大。
徐冬冬说：“我的外祖父徐诵明先生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人，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也是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民国时期曾担任过5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包括北平大学，西北联大，同济大学等5所大学的校长。他经常教育学生不要忘记养育我们的人民，不要忘记宜宾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同济大学在这里创办了法学院，筹备了文学院，从此同济大学走上了综合性大学这条路。1946年后，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同济大学曾面临着留在四川还是迁回上海，当时蒋介石命令徐诵明校长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迁往重庆，被徐诵明拒绝了，并成功地将同济大学带回上海复校，这一切都离不开宜宾李庄人民的支持。”他说来到李庄，是有一段抹不去的回想，往事，为了这个往事，也要回家。他真诚地祝愿宜宾的老百姓，李庄的老百姓幸福。（本版文图均来源资料 本报记者 樊永红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