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新文人画真的很新吗?

时间: 2015-01-13 13:37:38 | 来源: 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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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人画”不是一个画种,而是一种主张。既然是主张和呼吁,那就意味着当代缺少文人甚至是没有文人画。事实上,过去的所谓文人画,也不是一个画种,而是一种笼统的称谓。

文人画在古代来讲,是个伪命题。古代的画家如果没有文人的修养,很难进入绘画史。但古代的“文人画”这个概念也是从广义上来说的。严格来讲,古代的文人画家不能统称为“文人画”家,因为文人这个概念有点泛滥和笼统了,实际上大部分文人应该叫士大夫,也就是我们通称的文官。

称之为士大夫或文官,并不等于就降低了他们的文化身份。有人非要区分出董其昌、文徵明与徐渭的区别,我认为没有必要,单从身份上来说,他们本质上都是文官群体,至于做官的大小与仕途的好坏,则是另一回事。中国古代的文人或文官群体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想进入仕途;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刻意回避自己的官员身份,要标榜为文人群体,即便是像乾隆这样喜欢附庸风雅的伪文人,也要自我标榜为文人。这说明他们对文人身份的看重和向往,但我们在进行理性判断时,应该清醒——写了几首诗,就能说是文人吗?画了几幅带款字的画,就能说是文人画吗?如果是这样,那今天凡是拿起笔杆写公文的人,恐怕也要称作文人了。

真正的文人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民间独立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这个群体开始的,他们纯粹以文或文化为职志,比如像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我们判断文人,不能按照他所从事的是什么职业,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文人或文化人格。以他所从事的职业来进行文化身份的判定,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判断模式,但很多人往往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所以导致很多判断出现问题。

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模式,那么民国时期的很多事情便无法解释。民国时期很大一批学者、文人、政要、艺术家,他们的身份是复杂、多重的,比如叶恭绰,本身是大学者,但他也是政治家,同时还是教育家、鉴赏家、词人和书画家。再比如徐世昌有“文治总统”之称,晚年退出政坛以后,纯粹以卖字为生。这些人虽然是“游于艺”,但是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可不一般。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文人了。民国时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书画家,几乎都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弟子或同党,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而且,他们的思想也非常之新,甚至可以用超前来形容,他们的身份岂是用新、旧这样的词汇所能表述得清的?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谭嗣同、罗瘿公、严修、鲁迅、陈独秀的很多新思想,是今天的很多所谓“新文人”都远远无法企及的。甚至民国时代的很多新潮画家,如弘一法师、刘海粟、潘玉良等人的很多前卫美术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今天的文人未必新,过去的文人未必旧。

今天一些人主张的“新文人画”有其特定的指向,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缺少了文人和文人画,缺少了时代性的东西,缺少了自己的独立艺术精神。但我们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文人和文人画的新与旧,也不能认为反映了当下题材和内容的绘画就一定是新的,甚至在我看来,一些刻意迎合当下低俗化审美取向的绘画恰恰是落后的、倒退的。真正有内涵和思想的绘画,一定是超越历史时空、超越单纯的新与旧的概念范畴的。所谓的新和旧,一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用历史主义的眼光去判断,而不是概念化的判断。

事实上,今天中国大量的所谓“文人画”,其实是“伪文人画”,很多画家不读书、不写文章,在文上毫无建树,仅仅是模仿了几笔宋元文人画的笔墨或图式,怎么能和文人有关呢?

  (作者为艺术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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